引言
铁器的迅速推广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战国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同样是当时生产力的增长，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起了指示器的作用，这首先体现为铁器的迅速推广。铁器对于农耕社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曾指出、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
在战国时期，正是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从而促使当时整个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并最终带动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在中国，铁的使用，当然早于战国时代，不过究竟始于何时，这在考古学上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春秋时已使用铁，这既见于文献资料的记载，也得到了地下考古发掘资料的印证。
但应该指出的是，铁器在春秋时使用尚不是十分普遍。据黄展岳先生的考证，真正属于春秋时期的铁器，已经出土的，数量不多，且器类简单，形体薄小。青铜器在当时仍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到了战国，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冶铁技术迅速提高，铁器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铁器的使用日趋普遍。
从考古上具体地说，战国早期的铁器，数量、器类、出土地点，较春秋时都有所增加，而在已岀土的全部铁器中，战国中晚期的铁器占了绝大部分。从其器类看，有生产工具、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具，其中以生产工具为大宗。铁农具有犁、林佻、锯、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斧、斤、镑、刀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镶等。生活和日用器具有鼎、盘和带钩等。
可见，这时铁器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文献的有关记载也表明了铁器在战国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这说明铁器在战国的普遍使用早为时人所注意。另外文献也记载了当时曾有不少人“铁冶成业"、“用铁冶富”。
各国逐步形成了不少远近驰名的铁器冶铸中心，如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地，韩国的冥山、新郑、阳城等地，这些已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如人们近年来先后在湖北大冶、河南辉县、河北兴隆等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重要冶铁遗址。铁器在生产领域中的扩大使用，对于农，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手工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铁制兵器的出现，在军事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耕作水平的提高和水利兴修的发达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铁器推广,首先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据记载，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的确已经相当普遍。铁耕的结果，使大批荒地获得开垦，使“深耕易褥”成为可能，从而为农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战国时期与铁器使用相配合，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牛耕的推广。牛耕已见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更趋普遍。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辉县魏墓以及河北易县等地出土的V字型铁犁锋，就是当时牛耕使用的工具。牛耕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意义。它对于逐渐取代比较原始的“耦耕”方式，提高功效，使当时的农业生产向精耕细作阶段推进，提高农业产量，有明显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人将它看作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
另外，战国时期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还表现为注意施肥，注意灭草除虫，注意分辨土性，注意土壤的改良和保养，注意及时耕作和产量、质量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扩大作物种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战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同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兴修事业不可分割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注意兴建水利的重要性，把它作为国家的重要公共事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主持管理。
水利事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抗旱防涝的排灌工程系统的建设；二是较大规模的引渠灌溉工程的兴修。当时的排灌工程，大致有这样几个项目：堤防的修筑，沟渠的开通，水库的建设。这就是“修堤梁，通沟洽，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气大型引渠灌溉工程主要有三项。
引漳工程。魏文侯时，魏邺县令西门豹领导民众开渠引漳河水灌溉邺田，“以富魏之河内”。都江堰。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组织民众，在四川灌县西岷江中游，用竹笼盛石，层层堆砌，在河中筑成大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使岷江之水分流，免除了岷江水灾，便利了航运和灌溉。
从此，成都平原遂成为一片沃野。三是郑国渠。秦国在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下，在关中平原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修筑成功后，“用注填阅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兴修水利的主要工具，便是“铁舌由此可见，铁器的普遍使用，也是战国水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发达，农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木的种类增多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这样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遂有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为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单就军事领域而言，正是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才使得调动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变成现实。
手工业的进步。农业的发展使得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手工业生产，同时各国统治者需要有更多的手工产品满足自己的各种用途，普通民众也要求得到大量的手工业品以从事生产和供给日常生活所需，因而，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就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
手工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手工业经营方式发生重要变化。在奴隶制社会，手工业经营方式的最重要特点，是所谓的“工商食官气奴隶制国家控制着手工业生产经营，产品不进入商品交换领域,生产者没有人身自由。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这种旧的经营方式被打破了，岀现了官府直接掌握的官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私营大手工业四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互为补充的局面。
其中官营手工业主要生产统治者享用的器物和兵器，比重有较大的下降。家庭手工业为数最多，它是家庭农业的一种补充，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个别产品也投入市场。个体手工业为数也颇多，规模虽小，但经营行业却很广泛，有冶金、木工、车工、陶器等等，提供一般人使用的生产和生活用具。
其经营者已脱离农业生产，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私营大手工业的岀现和迅速发展是当时手工业在经营方式上最重要的变化，它主要是经营冶铁、煮盐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手工业生产部类的增多和生产部门分工日趋细密繁多，生产技术有突飞猛进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其花色品种、质量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行业包括纺织、冶铁、青铜铸造等众多部门。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日趋细密，当时木工、金属工、皮革工又划分为不等的几部，如“攻金之工”分为六部，“攻木之工”分为七部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手工业的工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采矿和冶铁业而言，战国时期这方面的进步非常突出，人们已掌握“高温液体还原法”、“柔化处理法”等较先进的铸铁、锻铁技术。冶铸时广泛使用铁范，掌握了淬火技术。采矿技术亦颇有进步，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在春秋晚期建成的大型矿井，这时已形成竖井、斜井、平巷、斜巷相配合的釆掘场所。
并利用船形木斗等器具进行重力选矿，以测定矿石的品位。采掘工具全部为铁工具所代替。据估计，该遗址堆积有约40万吨矿渣，如加以提炼，可制造2公斤左右一件的农具或武器万件。战国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对军事的意义，首先在于使兵器制造业得到同步发展。
结语
从出土文物看，当时的兵器虽仍主要是青铜制品，但已比春秋时期更为锋利、坚韧、精致。此外，在某些国家如楚国，铁兵器的比重已在增多，这与文献记载的“宛钳铁铀,惨如蜂蚕”是相符合的。而兵器制造业的发达，武器装备的改进,也有力推动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演变，这是研究战国军事史过程中必须引起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