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引言
编钟是先秦礼乐文化中的核心乐器之一。天道观的神权思想以及礼乐刑政的统治思想为编钟奠定了亘古不变的历史地位和千年的文化内涵。
青铜乐钟不仅制作精美，还融合了声学、律学、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乐器。在战争和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背景下，先秦乐工的审美思维和听觉感知不断提高。
同时，频繁的交流和长期的生产实践促使乐钟调音技术逐渐规范化，从而产生了“一钟双音”的奇迹，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本文旨在通过探究先秦乐钟调音的发展历程，揭示“双音现象”的兴衰。
《山海经》中记载着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炎帝的孙子伯陵与吴权的妻子缘妇发生了一段不正当的情感关系，结果缘妇怀孕了整整三年才生下了三个孩子，分别给他们取名为鼓、延和受。
其中，鼓和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音乐天赋，他们创造了一种名为“钟”的打击乐器，从此开启了全新的音乐时代。
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发明钟的人是否为鼓和延还需进一步考证，但在远古时代，钟状的打击乐器的确已经存在，如铙、庸等。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技术的进步，先秦时期的乐工们在长期的探索与实践中制作出了一些精妙绝伦的礼乐乐器，而其中编钟便是其中之一。编钟作为一种礼乐乐器，不仅可以巩固王权、威慑朝野，还可以演奏出动人的音乐，以招待贵宾。可以说，编钟实现了一举两得。
从二十世纪开始，出土的大量钟类乐器的铭文表明了古代贵族对钟类乐器的重视程度。许多钟上刻有“子孙永葆用之”的铭文，这不仅体现了钟类乐器的稀有性，也表明了使用者的尊贵身份。
这样的铭文传递了当时社会对编钟珍贵程度的意义，并寄托了古代贵族希望世世代代都能享用编钟的愿景。
对于先秦时期乐钟的调音磨砺痕迹的研究，我们应该从西周时期或更早时期出发，并具体分析不同乐钟的调音方式。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地域特征等因素，从多个视角全面地分析乐钟调音方式的演变和转变过程。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对乐钟调音磨砺痕迹进行历史断代的研究，构建先秦时期乐钟调音发展的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与探索。
02先秦编钟调音状况梳理
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黄帝时期存在一位乐官名为伶伦，受黄帝之命与大臣荣将一同铸造了12口钟，以协调五音。这表明在黄帝时代，编钟已经存在。
年，在中国陕西省长安市斗门遗址上出土了一件陶制钟，该钟采用土作为原材料，经过烧制而成，初步研究认为其制作年代可追溯到前年至前年，被认为是中国青铜编钟的起源。
钵最早出现在周代，这种乐器体积较大，口部平齐，通常用于演奏旋律中的关键音。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功能还是从形态上来看，钵与编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编钟是由钵演变而来的。
年，在中国河南省新郑市李家楼上出土了几件特殊的钵，其中最高的一只钵有厘米，重约公斤。
先秦时期的编钟形状特殊，钟身呈现椭圆形，上面较窄，下面较宽，纵向较窄，横向较宽，钟口的边缘不平整，两侧呈尖角状向下延伸。
有柄的称为甬钟，带钮的称为钮钟。年，湖北随县出土了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共有19件钮钟、45件甬钟和1件镈钟。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为止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套大型编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这次编钟的出土令全球考古学界震惊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研究发现曾侯乙编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意味着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对音乐已有独特的理解；其次，曾侯乙编钟以青铜为制作原料，表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论兹乐器异变之相——先秦古代编钟之演进，由古代编钟形制和结构的演变视角来审视，可见先秦时期的古代编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进程：自夏代的铜铃，逐渐演变为商末的编铙，再发展为西周的编甫钟，继而春秋早期的编钮钟，最终在春秋中期达到编搏的形态。
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尽管乐器的音乐作用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其形制和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由此可见，随着青铜铸造技术和工艺的不断发展，乐器的形制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可得出结论：乐器的发展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是相伴而行，并且乐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乐器的组合形式角度来看，先秦时期的编钟以注重旋律性能为显著特点。例如，在殷墟商铙的编组中，显现出了节奏型乐器向旋律型乐器的转变趋势。
通过对平顶山魏庄甫钟和三门峡山村岭貌国目的编钟进行研究，我们发现这两套编钟继承了殷墟商饶编组的组合形式，并且确定了甫钟组合形式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因此，通过对先秦古代编钟的形制和结构演进的考察，不仅能够了解乐器的发展历程，还可窥探人类社会在青铜时代的音乐文化演变。
该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乐器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乐器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03编钟的声学内涵
编钟，又称为扁钟，与西方的圆形钟截然不同。在编钟中，各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命名方式，例如钲部、正鼓部、侧鼓部和舞部等等。
鼓部是影响编钟发音的重要部分，包括正鼓部和侧鼓部，它们被统称为鼓部。鼓部有两个音位，分别是正鼓音位和侧鼓音位。
双音钟的两个音位一个在正鼓部，一个在侧鼓部，敲击钟体的不同位置会产生相距三度的正侧鼓音程。另外，双音钟的侧鼓部大部分具有纹饰，如凤鸟纹和云纹等，以彰显其双音功能。
在编钟最初的发展阶段，调音形式呈现出隧状。编钟音隧具有对称性，八条音隧对称地分布在正侧鼓上，通常是前后壁各三个，两侧各一个。
同时，编钟的振动模式也具有对称性。根据实验测绘得到的编钟节线分布与音隧分布相一致，正鼓音和侧鼓音的节线均为四个。由于节线腹线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正鼓音与侧鼓音的基音节线相差45度，起到了隔离作用并确保正侧鼓音的稳定性。
基于这一特性，古代乐工进行了多次调音磨练的尝试，产生了不同的调音手法，如锉磨法、刻凿法等。他们的目标是在符合乐钟声学特征的基础上更加精确地掌握音准，从而形成准确的双音音程。
从编钟形制的确立到调音磨练的成熟，我们能够看出先秦时期乐工们的智慧和华夏文明的悠久历史。其中的奥妙值得后人不断探索。
04有关双音乐钟的思考
先秦时期的乐钟调音锉磨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个时期的乐钟展示了不同方式的调音锉磨痕迹，然而却呈现出了彼此之间的潜在联系。
双音钟的发展从西周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汉朝，与乐钟调音锉磨的演进密切相关。为了对先秦时期的乐钟调音进行整理，我们可以从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出土的乐钟的调音方式入手，具体分析调音锉磨的痕迹。
同时，我们还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地域特征等方面，从多个角度对乐钟的调音方式进行全面分析。
学者们可以针对乐钟每个时期的调音转变过程进行历史上的分段，以此构建先秦乐钟调音发展的脉络，进一步分析双音钟现象兴衰的成因。
双音钟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体现了高层次的理论和学术实践，展示了先秦时期乐工在声学和制造方面的水平。
与之相比，西方乐钟至今只能发出单音，而我国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就已制作出双音钟。这对于当今时代而言，具有增强文化自信的意义。
05结语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律法的进步。无论是音乐理论还是音乐表演，都可以从细节中窥探国家发展的状况和人民审美思维的方式。
在新的历史阶段，回顾编钟的调音磨砺痕迹和双音钟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还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时代音乐发展的脉络。这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