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祚绵长：韩氏在晋卿羁绊间的政治定位
（注：以下一词均为“被身边的物事缠住手脚”之意，勿与外文翻译的“羁绊”混淆。）
自春秋中期以降，晋廷内部形成了一种颇为矛盾的政治氛围：
一方面，诸卿之间的投机倾向强烈，权谋、诡计大行其道，且政治风格颇为狠毒；
另一方面，诸卿之间又出现了一种谦让之风，尤其在晋悼公一朝时达到顶峰。
当然，两者实际是并不矛盾的——不可否认，这种谦让之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一些重臣的高尚道德水准，但一旦形成了惯性后必然会成为一种政治暧昧及政治同盟的工具——可见，狠毒及谦让实际是晋卿内部斗争下的一体两面。
有关晋卿谦让之风，其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当为韩氏的韩献子韩厥。
图为韩献子韩厥，所抱者应为婴幼儿时期的赵武。另需说明，《赵世家》所载之“赵氏孤儿”一事目前普遍认为系伪作，具体经过应从《左传》。
在晋景公一朝，赵氏因内部原因及政敌攻击而遭到清算，其后正是由韩献子运作恢复了赵氏的卿位。
至晋厉公一朝，栾氏、中行氏与晋侯火并，韩献子拒绝参与。其后，晋厉公被弑，晋悼公即位，韩献子在种种政治因素的推动下取代栾书而上位。
也就在韩献子的执政期，晋卿之间的谦让之风盛行，甚至出现有祁奚举荐自己的仇人解狐一事，韩献子本人在隐退后也是推举荀罃执政。
另外，韩氏内部也出现了谦让的情况，韩献子之长子韩无忌因自身有一些残疾而让位其弟韩起为卿——当然，韩无忌也由此获得了公族大夫之位。
顺便提两点：
荀罃即智武子；
魏庄子魏绛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上位。
自韩献子之后，韩氏在晋国的发展基本稳定，不过也算不上特别显赫，尤其在晋卿的你争我夺中显得相对较为低调。
至于其中的原因，鉴于时间跨度过大，我们实在不太能单方面归咎于韩厥本人的政治风格延续——低调处事，合理利用政治联盟，对外部敌人不要做绝——但从客观来来，韩氏似乎确实延续了这一政治风格，甚至在战国时期的韩廷都有所体现。
《韩世家》言：
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
从文字表面来看，韩祚能够延续到战国末期是因为韩厥的“阴德”这一迷信因素，这种迷信观点当然是错误的。
不过，韩厥在客观上为韩氏所营造的政治基础及可能延续下的政治风格，这似乎是韩氏足以熬过晋卿及列国惨烈兼并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到公元前年。
韩康子的低调行事及关键时刻的投机实为晋卿的典型操作，也一点也体现在了魏桓子身上——而智襄子居然未作足够防范，说起来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在晋阳之战以后，三卿瓜分了智氏的领地，具体如何划分的目前并无具体材料，只知道韩氏特别争取到了智氏在成皋的领地。
据《战国策·韩策一》载：
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
就以上内容有一点颇为有趣，就是“韩王”居然认为成皋是“石溜之地”所以没什么用。
稍微了解一点点地理常识或历史常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成皋，即虎牢关的所在地，是连接雒阳盆地和中原平原的要冲，在春秋时期晋国就在此长期部署军队以控制郑国及牵制楚国。
图为实战中虎牢关的作用，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韩康子居然单纯觉得这一区域的地质不太好就认定“无所用”，说起来着实让人觉得太过荒谬。
至于其中的原因，或许是韩康子一时犯糊涂，也或许是某种政治语言，再或许这段对话干脆就是后世的伪作，但可以确定的是——韩氏在当时应当就已划定了把郑国作为主要扩张目标的计划。
此时，就又存在了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韩氏要把主要目标扩张锁定在郑国呢？
表面上看，是因为郑国相对较弱，且处在繁华的中原中部地区，夺取郑国是一件容易且收益高的方案。
但是，就向郑国发展的方案实际也存在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伐郑得手后，韩氏又能在哪个方向得到发展？
就公元前年的时间节点来看，就算韩氏能够吞并郑国，把宜阳一带、新郑一带固然能连成一片，可之后又该如何呢？
往南发展要撞上强大的楚国，纵然宜阳、新郑的体量可观，但想要兼并楚国也实在不是一件特别现实的事情——遑论还要面临晋卿的羁绊；
往西发展则要先面对魏氏所据的商於一带（为魏、楚的争夺地区，即武关一带）及桃林塞（即三门峡），就算有所突破也要撞上秦厉共公统治下的秦国——即使考虑到此后秦国因内乱而实力受损，但本身依旧不弱小；
往北发展就要撞上魏氏所据的朝歌、邺邑一带及赵氏所据的中牟、邯郸一带，又回到了三卿的苦缠苦斗；
往东发展的情况不好说，因为韩氏实在不太可能认定自己就能占领郑国全境——就像历史上郑国的东部领土被魏、楚瓜分，这种可能性韩氏不可能预料不到——就算韩氏考虑占领郑国全境的可能性，之后就宋国问题也实在一件麻烦事。
重申一下：
以上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公元前年左右的时间节点上的，韩氏无法预知自己在占据郑国西部以后会出现魏氏、楚国堵住向东路线的情况——事实上，韩氏都不大可能预知三晋之首会在赵、魏间易手——彼时，韩氏必须在一片未知中进行艰难抉择。
考虑到韩氏一贯的政治风格，韩康子在这种环境下所作的最终决策也就顺利成长了——不掺和赵、魏在晋廷的争夺，重点挑软柿子捏——于是，韩氏开始远离晋廷事务，一头扎向了伐郑一事。
公元前年，三卿借伐齐一事向周室献俘，被周室授予“诸侯”之位。
晋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组织架构上最终解体。
不过，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一点：
晋国在组织架构上虽已解体，但三晋作为三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分离并不会因此立即完成，最终的分离还需要一段自然的时间积淀和人为的协调工作（如领地置换）。
换而言之：
如果说在晋国解体之前三卿的关系像“披着同僚皮的同盟”，到晋国接替后就变成了“有同盟之名的同僚”，直至在时间的积淀和人为的拉扯中扯断最后一丝黏连。
公元前年，魏文侯逝世，中山君魏击回国即位，是为魏武侯。
与此同时，三晋与郑国的战事逐渐升级，齐、楚、燕等国也卷入混战。
公元前年，三晋联合攻楚，魏国就此占领了被楚军占领的原郑国东部大梁、榆关一带。
同年，秦国攻击韩国的宜阳，攻取了周边的6个邑，之后把军事中心转向了陕邑及魏国的武城、阴晋（潼关）一带。同时，齐军进攻魏国的襄陵。
魏国陷入被齐、秦夹击的窘境。
所幸的是，魏河西守吴起在阴晋击败了秦军，魏廷也以向周室为田氏索取“诸侯”之位为条件稳住了齐国，魏国得以幸免于难——不过，之后吴起因魏廷的政治斗争而转投楚国。
公元前年，秦惠公逝世，秦廷向魏国引进秦灵公之太子师隰，是为秦献公，秦国此后20年不再参与列国的战事，魏国西线自此太平。
再其后，魏、赵、齐、燕、卫及楚国之间爆发持续数年的混战，中山国也在这一阶段复国。其中，在公元前年，楚将吴起一度攻至梁门一带，楚军将士再度饮马黄河，而魏国则陷入了东西被切断的窘境——只是幸运之神再一次垂青于晋人，楚悼王突然逝世，楚军被迫撤军，而吴起本人被政敌杀死在楚王的葬礼上。
公元前年，韩国终于借列国混战而灭亡了郑国——所占据的也只能是原郑国的西部部分，原东部部分为魏国所据——也就在这一年或下一年，韩哀侯被弑，韩懿侯即位。
如果说韩氏就吞郑的计划确是在三家分智时就已规划好的话，那么到最终完成已然花费了80年左右，而且也只夺取了郑国的西部地区——而在同一时期魏氏在晋地及中原中东部坐大，还曾在一段时间内占领了中山国全境——相比之下，韩氏的进展实在有点墨迹。
至于其中的原因，个人认为可能有两方面：
其一，韩氏的实力终归是有限的，更兼三晋的扩张都需要面临另外二卿的羁绊，所以扩张的效率不高也是在意料之内——同理，赵氏在这一阶段的扩张也不是很明显；
其二，韩氏内部就对郑扩张一事未必真的特别着急，而是采取一种相对长远的规划和策略。
就第二种因素，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我们都知道，魏氏在三晋之初本身有东西两部分——西部位于今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西部，主要有都城安邑、桃林塞等战略要地及盐池、铜矿，是魏氏的“钱袋子”；东部位于今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一带，主要有副都邺邑及朝歌、安阳铁矿等要地，是魏氏在东方的重要据点及核心铁厂；东西之间有孔道连接，但整体被韩氏的领地一分为二——这种哑铃状的版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无论从历史的视角看还是时人的视角看都会觉得十分的别扭。
图为魏国在战国中期的大致版图，呈东西哑铃状结构。
说到这里，就要想这样一个问题：
韩氏内部是否会看好魏氏的未来？
毕竟，这种东西哑铃状的结果实在过于妖娆，无论从当时已知的政治经验看，还是从客观的制约因素看，魏国的版图结构都实在不像能稳定存在的意思。
就这个角度来看，韩氏内部应该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魏氏东西哑铃状的领土是不可能持久的，其最终的解体不可避免，而韩氏更多应该考虑的是在魏国解体为2个“小魏国”时应该怎么办——注意，在魏武侯一朝时，魏国已经表现出了对齐、楚、秦围攻下的疲态，之所以能够化解楚国的攻势及取消秦国的攻势则更多依赖于外部的客观因素。
如果以上推测属实的话，我们大抵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韩氏在扩张上显得颇为磨蹭。
以上推测并未空穴来风。
公元前年，魏武侯逝世，公子莹与公子缓争位。韩、赵支持公子缓，率军将公子莹包围在了安邑。就在这场战争中，韩懿侯向赵成侯提出了将魏国一分为二的计划，不过却被赵成侯拒绝。
是夜，韩懿侯率众撤出了阵地，似乎并不在意此举会使盟军陷入何等危险的境地。
至于韩懿侯如此决绝的原因，或许在于——赵成侯的固执摧毁了韩氏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规划——客观来说，三晋的羁绊近乎死局，而韩氏作为其中一个并不大强势的一方几乎只能通过拆解魏氏一条路才有机会翻盘。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解释了另一个问题：
在魏武侯一朝时，赵国已经迫不及待地对魏国发起了挑战，而韩国却一直坚守在于魏国的“同盟”关系中——这种同盟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讲还保留着“同僚”的影子——这种坚守甚至延续到了魏惠王一朝，直至魏惠王悍然举行逢泽之会并筹划称王之时才出现了反目的迹象。
究其根本在于，韩氏或许在从一开始就对独自建国并无主观上的兴趣，或者并不大认为晋卿之家真的能够转化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在战国前期乃至战国中前期，韩氏的思维依旧停留在晋卿的政治逻辑下，即在卿族的斗争中保持一个相对安全、中立、稳健的位置，等待上卿位倒台后分食其尸骸以谋求稳步上升——当然，谁也没有想到魏国的东西哑铃状结构居然能够坚挺地维持一个半世纪。
等在魏国的西部领地终于丧失的时候，等来的却是强秦这一前所未见的对手。